陈医师访谈刘仲敬第102集
发布时间：2020年8月25日
主持人：这周我想要先跟您请教关于美国对香港的十一人制裁。美国对林郑月娥以及其他香港高级官员的制裁目的到底是为何？制裁香港的行政官员，显然没有办法让中国和中共住手。请问您认为，现在这个动作是美国的行政官僚依法行事的日常活动，还是有其他的政治意涵？毕竟我们两天前才看到林郑月娥上电视访问的时候说她的信用卡不能刷了，相当的困扰。所以这是不是在暗示，希望香港的公务人员组织能够执行美国这边的意志，不然的话他们的日常生活会受到很大影响？
刘仲敬：这个是所谓的灵活反应(Flexible response)。灵活反应战略是在大规模报复战略(Massive retaliation)以后提出的。彻底的核战争只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选项，而灵活反应则是从战术核武器一步步升级上来的，中间有多个阶梯。制裁这件事情也是这个样子的。阶梯越细，外交上的灵活性就越大。针对个人的、属人的制裁尤其是这个样子的，它是可以把你放上也可以把你放下的。而且自由裁量权在行政当局的手里面，程序上特别简单，所以运用起来就更方便。
例如，从一部分公务员开始，暂时不涉及另一部分，从警务部门开始，暂时不涉及其他部门，那就是施加了有效的暗示。从理论上讲最后可以施加到全体，但是从开始到施加到全体的每一个步骤都可以存在着很多个阶梯，可以在这个阶梯停下来。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分化的力量。如果一下子全部拉黑的话，那就是加强了对方的团结；如果是分阶段、分批次、个别地展开的话，那就是对对方团体内部施加了很有效的瓦解分化力量，而且中间留下的时间让一部分人可以分阶段地跳船。
主持人：您认为，香港政府内部所谓的港英余孽这群行政官员如果要跳船的话，会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对中共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刘仲敬：他们只需要不执行就行了，只需要按照自己原有的工作习惯继续做事就行了。其实林郑也可以不执行的。站在她的位置上，她本来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做的。
主持人：接续上周的话题，请您再谈谈黎智英这个人。我当然对他自称华人这一点是相当不满意的。我觉得，他以在港华人这个立场争取民主，到现在这个时间点已经是蠢得不可思议了。但是这好像是他的出身和发迹路径的必然结果。还是说，从2016年到现在，他可以有不同的选择？
刘仲敬：理论上当然是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但是如果他的人际关系网和跟他交流的人差不多都是这样的话，那么他在晚年再改变立场或路径的可能性就很小了。要重新开始刷一个新的人生，对于年纪很大的人来说是不大可能的，他原先走过的路已经把自己锁定了。当然，这也是华人这个意识形态体系的结果。受高等教育越多的人，反而会被锁得越死。如果要另起炉灶的话，沉没成本就要更大，各种原有的门生故旧形成的关系网就要全部重新起步。这也是一种路径依赖的问题。
比较基层的群众、阶级地位比较低下的人往社会上层走的时候，是看他们身边的精英小团体的领导者往哪个方向的。他们的引导方向如果错了的话，那么越是投资多的人错得越远，以后要回头就越是困难。而他所在的那个环境当中，所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基本上都走的是这条路线，他们无形中又采用了可以掩盖而不是暴露自身阶级弱点的路径。这差不多是人类的本性，能够走相反路径的人是很少的。但是实际上，这个所谓的相反路径执行起来是很简单的：能够让你感到最大痛苦的世界解释体系可能就是最正确的，能够让你感到最舒服的解释体系多半是错误的。
当然，所谓解释体系这个东西也是不断发展的。所谓“读者之生就是作者之死”，跟原来的创始人的基本动机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黎智英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所引用的那套自由主义理论也就是九十年代后期输入中国的那套自由主义理论，也就是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理论，但是它跟哈耶克本人的关系是非常少的。当然，这一点也不能够特别责备他们，因为所有的传统创造都是这个样子的。哈耶克本人在后冷战时期的西方（他是七十年代末才开始出名的）被塑造成的形象，跟他本人也是极不相同的。哈耶克跟米塞斯不一样，米塞斯是不管不顾的。
米塞斯后来在美国和其他地方都显得非常边缘化，是因为他像托克维尔所说的那些德国哲学家那样，对现实生活和现实政治全然没有兴趣，只关心自己理论上的纯粹性。他在维也纳介入现实政治的时候都是被迫的，被别人拉扯的。他只是回答了几个问题而已。所以，这样的人是不肯为了扩大现实生活中的影响力而扭曲自己的理论的。他的理论正确不正确还是另外一回事。他在理论上是纯粹的先验主义路线，而哈耶克不是，哈耶克跟他是不一样的人。
哈耶克这种人之所以能在汉语圈传播得很远，有一点就是因为他的行为模式很像是胡适那种士大夫，这种人就非常精确地体现了胡适所谓的那种“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兴趣”。而米塞斯是真正的康德类型的德国哲学家，他是真正毫无兴趣的。
所谓“不感兴趣的兴趣”，从最难听的方向进行恶意解释，恰好就是鲍德温(Stanley Baldwin)用来骂罗瑟米尔爵士(Harold Harmsworth, 1st Viscount Rothermere)的那句话：他们追求不负责任的权力，正如历代的婊子追求牌坊(What the proprietorship of these papers is aiming at is power, but power without responsibility,
the prerogative of the harlot throughout the ages.)。他这句话是用来说当时的进步媒体的，说这话的用意跟川普今天骂假新闻是很有相似之处的。那些媒体老是跟他作对，但是他们又不是政治家，说出的话不用负责。所以他就认为，媒体的权力是一个宪法没有的权力。跟必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任的大臣不一样，那些媒体掌握的权力比大臣还要大，却是完全不负责任的。胡适在精神上继承了这一点。我们要注意，不是在观念上。
如果从观念上讲，胡适显然自以为自己是杜威(John Dewey)的学生，跟宋明士大夫没有一点关系。但是他的行为模式是士大夫式的，就是所谓的清流党。清流党追求的就是罗瑟米尔勋爵、今天的纽约时报或者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行使的那种权力。他们制造出来的舆论对于负责任的大臣是一个极大的困扰，而他们自身却无需负任何责任。哈耶克和他的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是非常在乎这样的权力的，因此经常对自己的理论进行扭曲。
跟米塞斯（像所有热爱体系严密性的德国哲学家那样）在乎自己从头到尾的一致性不一样，哈耶克越到后期，他的思想就越是杂糅性质的，理论上的一致性就越差，而政治上的一致性越强。你可以看出，他后期的理论是为了迁就和配合，为了使他在西方世界（特别是英美）能够发挥政治影响力。朝圣山学社像罗默(Paul Romer)的类似学社一样，是为了发挥广义的政治影响。这就是高希均所谓的观念的力量，阿齐默鲁(Daron Acemoglu)所谓的观念波动(Opinion fluctuations)。它不是纯粹的学术研究。
哈耶克为自己的老师米塞斯抱不平，其实就很清楚地表明了他的动机。我估计米塞斯这种人跟斯宾诺莎一样，你要是说他的生活方式很吃亏，他自己大概会莫名其妙的。在他看来，那种生活方式恐怕就是他最喜欢的生活方式。跟外界接触得太多，或者是取得了政治影响力，在他看来可能像是整天跑交际一样，是烦死人的事情。对于像谭其骧的禹贡学会那批人一天到晚开着小汽车在北平城跑来跑去的生活方式，也是感到不满意的，觉得那是很浪费时间的事情。但是哈耶克喜欢的就是这些。朝圣山学社的用处就是为了观念波动，这一点是直接影响到他的系统的。
可以说，从比较好的角度来讲，你可以认为哈耶克晚年的系统是经验主义系统而不是先验主义系统，他甚至扬言要开除他的老师。从不好的角度来讲，实际上他变成了一个胡适式的角色，试图用清流党来影响英美的右翼政坛。后来他又宣称撒切尔夫人和其他人都是受他们影响的。这一点到底有多少可靠性，不好说。这个更多的是由于时代配合的结果。例如，哈耶克其实在五、六十年代也是像米塞斯一样边缘的，七十年代以后滞涨的问题爆发出来，也就是说社会民主党和凯恩斯主义那一套经济学的弊端陆续暴露以后，他的地位开始日益上升。
而与此同时，我们后来所知的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也开始上升。这里面的背景不一定是朝圣山学社的那一帮人真的发挥了很大影响力，倒是比较有可能像是双钟理论（注：由莱布尼兹提出，见维基百科词条“Psychophysical parallelism”）：如果有两个钟恰好在同一个时间鸣叫起来的话，那仅仅是因为它们以同样的方式测量了时间。这就是所谓的精神-物质二元论(Mind-body dualism)，精神和物质是两个钟。你也可以假定，朝圣山学社在七十年代后期的走红，并不是因为当时的政治家接受了他们的理论。
而是说，这些政治家（例如撒切尔夫人）的实际作为是针对凯恩斯主义的反动，而他们的理论也是针对凯恩斯主义的反动，两者可以在互不搭界的过程当中针对同一个事情做出同样的反应。
这就是鲍耶(Farkas Bolyai, 1775~1856)所谓的，只要春天到了，报春花就会盛开(Mathematical discoveries, like springtime violets in the woods, have their season which no human can hasten or retard.)。它们不一定是相互影响或者谁影响了谁的结果，只不过是面临着同样的环境和同样的季候，做出了同样的反应。
但是知识分子显然是居于弱势的，所以他们要到处宣称撒切尔夫人之类的人是受了他们的影响，而撒切尔夫人则不必做反向的宣称。有必要做宣称的那一方面，那就是处于弱势的一方。然后他们可以愉快地宣称，这是我们观念波动的结果。这个是既没有办法证实也没有办法证否的东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在七十年代以后，在柏林墙倒塌以后，他们试图在精神上胜利，至少是在这个极小极小的知识分子圈和比较大的知道分子圈当中胜利。
知道分子就是读科普读物和媒体、知道各种主义的人，知道分子圈比知识分子圈要大得多。知识分子的圈子在任何时代，比牛顿和莱布尼兹那个时代就算是稍有扩大，也扩大不到一百倍以上。当时所谓的知识分子，全球算起来只有几百个人，也就差不多是皇家学会的通信成员。他们在著作中间为了“到底是牛顿发明了微积分还是莱布尼兹发明了微积分”而疯狂吵架，说起来好像很厉害，其实通信对象也只有几十人到几百人，全人类大多数一无所知。现在在这个数字上加两个零，也就是全世界知识分子的总数了。但是知道分子的总数可就相当多了。
知道分子的总数按其最大限额来算的话，很可能就像是《想象的共同体》所描绘的印刷资本主义所能覆盖的那个中产阶级团体，可能能够达到人口的5%～10%，在最极端的情况下能够达到20%～25%。这个群体是可以左右选举的势力。因此，哈耶克他们为了迎合这个阶级，或者说是为了在这个阶级中间发挥影响力，实际上是对自己的理论做了很多降级修正的。在这个圈子里面，理论上的根源其实只是一个拉大旗作虎皮的事情，重要的是它在实际上的政治效果。我有一个理论依据，显得逼格更高一点，仅此而已。
正确不正确或者可靠不可靠，那是说说而已，不必太认真的。这些人是没有这个脑力来检验康德他老人家每一步的推理的。乖乖，如此之厚的书，每一步的推理，数学一样的准确性，他们根本没有这个能力来检验，他们只需要跟一跟风就行了。他们能够理解的是什么呢？他们能够理解“这种理论在现实上是不是会导致支持撒切尔夫人的新政”，他们能够达到所谓的“深度新闻分析”这个层次，这个层次是最重要的。晚期的哈耶克那一帮人影响的就是这批人，包括黎智英。
在西方的这批受影响的人，是哈耶克本人曾经考虑过的。哈耶克晚年变法，逐步地走向了经验主义，把自己的那些理论渐渐地嵌入或者说是包容进入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范畴之内。如果从纯理论的角度来讲，实际上他已经不是米塞斯学派和奥地利学派的人了。奥地利学派是纯而又纯的先验论。经验主义的东西和苏格兰学派的东西，在奥地利学派的框架内是不能包容的。但是反过来却不是这个样子，苏格兰学派是可以包容奥地利学派的。
经验主义是容许很多种演化模式存在的，它可以把奥地利学派描写的演化模式当作苏格兰学派容许的各种模式当中的一个，以这种方式实现融合。哈耶克后来就走了这条道路。经验主义的好处就是，它可以根据局部规范的理论，局部演化规则可以作为工作假说，它不是普世真理。而先验主义是要求它的每一步推理都很正确的。同样，斯宾格勒的那一套理论实际上可以放在弗格森(Niall Ferguson)式的世界文明演化论当中，当作这个文明演化论的众多小生态环境中的一员。
不是普遍性的、全人类文明共同适用的规则，而只是演化论所能容许的各种演化模式当中比较突出的一种。哈耶克式的经济学理论纳入苏格兰学派的经济理论，其实也可以以同样的方式纳入。
哈耶克渐渐把他原先的那一套融入英国保守主义体系当中，才在英美世界赢得了相当大的影响，才会有现在的罗恩·保罗(Ron Paul)这些人仍然忠于他。但是，他骨子里面所信奉的那一套东西其实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我们可以从《自由秩序原理》当中的一段来考虑，就可以看出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以及他为了现实趋势而怎样扭曲或者说欺骗自己的。哈耶克真正主张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在某些短文中提倡的那样，假如议会完全由地主选举产生，例如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瑞士所做的那样，那么可以在完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维持自由。
当然，这种选举制度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欧洲各国（包括奥地利和德国）普遍实行的选举制度，它是由贵族和资产阶级分享权力、没有大众民主成分的政治体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变得无法维持了。然后他又在《自由秩序原理》中间提到（注：见第十二章），他在纽约坐出租汽车的时候碰到一个显然是没有多少钱的出租汽车司机。
他非常崇拜罗斯福，但是同时对哈耶克说：罗斯福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跟最高法院顶牛，这是他唯一的错误(But he ought not to have tampered with the Supreme Court, he should never have done that!)。他顿时表示，这就是美国人民的真实看法了，美国人民是非常伟大的。从这就可以看出他的矛盾之处了。美国的时间表比欧洲要晚一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进入了大众民主的时代，而美国基本上是复原的，出现了哈定和柯立芝的小政府。
美国要到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出现欧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各种症象。罗斯福起的就是劳合·乔治的作用，把大众民主引入了。而他跟最高法院的冲突，本质上是最高法院坚持十九世纪的旧观念、跟他的大政府的新观念发生冲突的结果。
哈耶克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局面。他如果按照追求那种理论上的纯粹性，他应该毫不犹豫地说（这是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早就说烂了的话）：“人民的专政像君主的专政一样坏，所有的阶级都不应实行统治。我为什么要在乎人民的意见呢？人民的意见显然就是错的。人民要求盲目地扩大自己的权力，这跟君主要求盲目地扩大自己的权力一样是错的。虽然二十世纪是人民的世纪，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十七世纪是绝对君主的世纪，路易十四作为模范君主，统治了世界一百年，这丝毫也不妨碍当时的思想家批判他。
我作为一个纯粹的思想家，虽然我生活在人民的世纪，就像当时的思想家生活在绝对君主的世纪一样，照样要说绝对君主是不对的，人民是不对的。人民的统治跟绝对君主的统治是一样坏的。”但是他不敢，他要说美国人民是特殊的，就像我现在说美国人民有特殊的德性一样。美国人民跟全世界所有人民都是不一样的，他们制造了最高法院的伟大。
这样一来，他投身于影响英美知道分子、而把英美特殊主义用来对抗本质上是大众民主的一个附带现象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就变成不再是哲学家的孤芳自赏，而是胡适“不感兴趣的兴趣”，是真正能够通过舆论来影响政治的一种做法。我想，米塞斯如果在的话，他肯定会说：“美国人民跟其他人民没有什么不同，本质上讲跟君主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在追求无限的权力而已。我们批判他们而使自己在政治上陷入孤立，好得很。”正如颜回所说的那样：“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请注意，孔子的弟子当中也是有两派的。
像颜回这一派，就恐怕是斯宾诺莎和米塞斯这种人了。“世界是如此的坏，不能理解礼乐的精髓，我们为什么要迁就世界？”像是屈原的诗歌所说的那样，沧浪之水浊兮，就可以用来洗脚了。混一个一官半职，至少是不要混到让大家都来追杀我们好不好。就算你不想做官，至少也不愿意被人追杀吧。你都已经弄到被人追杀的地步，可不可以稍微混一混呢？颜回的意思是，老子就是不混。但是也有子贡这样的人。任何一种理论学派都有像颜回这样死硬的教条主义者和像子贡这样灵活的机会主义者。而我们知道，孔子是站在颜回和子贡之间的。
哈耶克和他的门徒的目的是想让当时已经向大众民主方向做出重要让步的英美政坛向他们喜欢的方向进行偏斜，但是哈耶克本人在他自己的书里面，通过一个美国出租车司机所发明出来的神话体现出，这在关键问题上是不能发挥作用的。大众民主、凯恩斯主义以及福利国家的各种乱七八糟的乱象，归根结底是由于大战造成的，是由于庞大的军事开支造成的。自古以来，国家的起源就是军事。
正如圣经上所说，以色列人为什么要耶和华赐他们一位王？为什么不满意士师对他们的和平统治？为什么在受到了“你们的王要怎样虐待你们”的警告以后仍然要一位王？因为没有王的话我们就要打败仗。战争制造国家。即使最早的国家不一定全都是战争产生的，至少在演化中能够存续和发展的国家都是战争的产物。大众民主和福利国家本质上是全民战争的产物。
在全民战争制造出来的国家机器没有修改的情况之下，反对凯恩斯主义会导致各种扭曲。例如，里根经济学为什么会导致美国国债的暴增呢？答案是，美国不可能恢复一支很小的军队。因此，里根减税的结果是必须增加国债。否则的话，军事开支将无法维持。罗恩·保罗这样的人之所以同时受到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建制派的排斥，归根结底就是因为他坚持的那套理论是要求美国解除武装的。如果不解除武装，没有办法实现纯而又纯的自由主义。因此，撒切尔政府的改革，如果你真的按照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来讲，显然是不彻底和充满扭曲的。
当然，这也是撒切尔政府不可能让英国解除武装的结果。不让英国解除武装，那么福利国家的基本框架就无法拆解。因此，它只是一个局部的小小回流。但是从政治上来讲，撒切尔夫人制造出来的政治波澜是如此之大，按照知识分子的标准来讲已经是他们获得的极其重大的胜利，因此他们对这一点就暂时忽略不计了。这样一来，他们制造出很多粉丝。一般意义上的粉丝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理论和现实的巨大矛盾是他们自身所无法解决的。十九世纪的瑞士是军队很小的国家。而哈耶克本人对这一点采取的是避而不谈的态度。
哈耶克在西方制造出来的粉丝就是罗恩·保罗这样的人，黎智英这种人并没有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在狂妄自大的中欧人（特别是德国人）眼中，东方是不存在的。这跟英国人和法国人在东方有殖民地还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注意，论现实政治的势力，正如海涅所说的那样：英国人统治大海，法国人和俄国人统治陆地，只有在梦想的空中王国当中，德国人的权力才是无可争议的。德国人在理论上的精密和它在现实政治当中的幼稚是似二而一的。
英国经验主义跟英国殖民主义有相当密切的演化共生关系，而德国先验主义跟德国在政治上被闭锁在欧洲之内、被排斥在世界之外（就是比洛首相(Bernhard von Bülow)所说的“太阳下的一席之地”(Place in the sun)）也是非常有关系的。
德国人为什么坚持理论上的精密？这跟新古典经济学坚持推理的严密性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它跟政治经济学不同，政治经济学是芜杂的，研究的是已经发生的历史和正在发生的历史，理论上的错误是没关系的，你可以随时修正。它像天气预报一样，谁能够有一套精密的气象理论呢？没有。但是你可以不断地预测一个星期的天气。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再临时修正、修正、再修正。政治经济学就是天气预报，理论上做不到精确，全靠经验性的修正。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则是闭锁在自己内部的颅内高潮(ASMR)，它一步也不能错。
一错以后，那就像是发射宇宙飞船一样，开始的时候错了一秒，等你飞到木星的时候就错了十万八千里了。一步也不能错，它必须做到绝对精确。
德国理论家才需要做到绝对精确。苏格兰学派和大英帝国那些人，自己都不是专业哲学家，多半都还干点别的事情，往往都在造就了英国绅士阶级的殖民主义活动当中，至少是买了点股票或者基金之类的东西。他们没有哪一个是纯粹的学者，所以他们也不太在乎理论上的绝对精确，经验主义跟他们的生活环境有密切的关系。而德国理论家全都是康德式的不关心外界的书呆子，所以他们要制造理论上的精密性。从自尊心的角度来讲，英国人和法国人既然已经瓜分了世界的大陆和海洋，德国人又不甘心居于他们之下，德国人就只有两种选择了。
第一，英国人和法国人确实是上等人，老子跟斯拉夫人没有什么区别，好像除了皮肤比非洲人白以外，显然都是被统治阶级。这一点对德国人的自尊心实在是太大的打击，而且也确实不怎么公平。德国人怎样才能比英国人和法国人更先进和伟大呢？靠颅内高潮。我们的理论是无比的精确，像数学一样精确，比英国人和法国人都要精确。所以这就叫做，在梦想的空中王国当中，德国人的权力才是无可争议的。
这个无可争议的权力，请注意，传到了东方，传到了我们亲爱的汉语世界，就变成纯粹的意淫了。但是德国人可不是搞意淫的，他们那个被海涅讽刺的“梦想的空中王国”是纯而又纯的、像德国机械产品和德国汽车一样高度精密的理论体系，这样的理论高度是亚洲人永远也达不到的。而这话传到汉语世界就被理解成为纯粹的意淫——汉语世界中作为知识分子和知道分子主力的小资产阶级文学青年颅内高潮的郭沫若式意淫，其实那是等级不知道低了多少的。欧洲人被认为是讽刺对象的东西，在东亚一般是高不可攀的天花板，这也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于是，德国人就在自己“梦想的空中王国”当中鄙视英国人和法国人，以这种方式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文明的平等。而哈耶克和他的门徒们没有办法走这条路线，他们已经英美化得太深，所以就走向了影响现实政治的路线。但是他们播下的种子还是不经意地撒到了其他地方。黎智英和九十年代末以后的人，可能大概也包括当时的我，就是第一批在沦陷区推广哈耶克思想的人，把哈耶克思想看成自由主义正宗，其他人都TMD不是正宗，八十年代的民族主义尤其是sb，这就是他们无意中播下的种子。
但是，所有人都是根据自身的阶级弱点来理解的。罗恩·保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就等于是在美国军队的保护之下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而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建制派，无论他们原先的出发点是什么，在继承了帝国的遗产的时候，出于没有什么高深理论的健全常识，他们无法背弃他们已经得到的责任，而这个责任是需要花很多钱的，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使美国实行真正的小政府。因此，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罗恩·保罗就可以坐在那里批评：“都是你们制造出来的。金本位制是多么美好，只有黄金才是诚实的资产。凡是不支持金本位制的，骨子里面都想要搞通货膨胀。
你们跟凯恩斯有什么区别？”没有什么区别，正如我们今天的费拉右派所说的那样，民主党比共产党还要坏，这样他就感到自己在理论上的正确性，爆发出一阵像射精一样痛快的颅内高潮。在“梦想的空中王国”当中，就像香港电影《超级学校霸王》中描绘的（那时候香港电影还没有完全垮台）：一个女学生幻想被白马王子追逐以后，顿时就从地上飘了起来，越升越高，最后直到头碰到路灯上面，又重新降落到地面上。这就是经历了这样一次颅内高潮和升华。
他在痛骂“民主党和共产党有什么区别，如果有什么区别，那肯定是民主党坏得多”的时候，顿时感到自己的高度一下子超过了哈耶克、米塞斯和古今中外的所有思想家，飞到了仅次于上帝的高度。大家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颅内高潮，所有诸如此类的荒谬理论就是这样的颅内高潮产生出来的。其主要好处就是，在“梦想的空中王国”当中，不用很累很努力就可以战胜全世界所有人。在现实生活中是另外一回事，反正一般来说颅内高潮的结果就是，始于颅内高潮而终于颅内高潮。
然后就像我们敬爱的阿Q一样，摇一摇头，“TMD，现在的世道太坏了，儿子都打老子了”，于是就心满意足地得胜回去了。当然，这些人是不会像阿Q这样没文化的。他们正确地觉得，我就算不是伟大的启蒙思想家，至少是启蒙思想家的二传手或者三传手，就是哈耶克所说的那种“观念二道贩子”(The professional secondhand dealers in ideas)，发挥了伟大的历史作用。但是无论如何，他们还是像阿Q一样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去了。
黎智英就在这个时候，比沦陷区要早一步，接受了这种伟大的理论，顿时颅内高潮了。我们要知道，黎智英的家族不是被共产党迫害过吗，他当然像所有人一样骂了一阵子。当然，骂得没有理论，这是逼格不高的，而且也解释不了什么。最终他发现了哈耶克的理论，就觉得以后他反对共产主义是有了理论依据，顿时各方面的解释都高大上起来了。然后他就开始在媒体当中进行观念波动，觉得自己找到了真理。真理是不容易找到的，找到的是一套稍微次于宗教意义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一个世俗化的宗教。
信奉什么主义之类的东西，凯恩斯主义、马克思主义或者其他什么主义，就是仅次于皈依宗教的，使你自己能够获得意义。人并不仅仅是依靠面包而生活的，你在被解释得一清二楚的世界当中获得了意义。而意识形态体系尽管比宗教要廉价得多，但是数目上也是有限的，能够形成一整套体系的意识形态并不是很多，所以当然是意识形态少而人多。皈依了意识形态这件事情，就像是加入了墨索里尼的党派一样，能够使自己获得很多的存在感，顿时感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都有了意义。
黎智英他们也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一件事情。哈耶克本人倒是清楚的，他知道他要的是十九世纪以前的旧欧洲，但是他也知道，如果坚持这个原理的话，他将在政治上变成边缘人。于是，他就故意地模糊了两者之间的区别，以十九世纪遗产最多的英美为基地，用模糊的方式来推广他的政见。而黎智英和他的信徒们都不是很清楚这件事情，他们只是本能地受到了香港外在环境的影响。
香港是十九世纪小政府留下的一个活化石，但是它存在的理由是因为它的国防开支和安全保障完全由外界来保护，而且是所谓的“借来的时间”(Richard Hughes: “Hong Kong: 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中国共产党跟西方结成反苏机会主义联盟、香港作为十九世纪小政府苟延残喘的时间线，就跟中央情报局和中国情报机构联合打击克格勃驻香港机构的时间线是完全一致的，两者是同一机制的产物。
因此，他们就像罗恩·保罗一样产生了幻觉，把并不由我自己的所作所为能够控制的局势解释成为一种先天的现象。甚至是，正如讽刺小说家毛姆所说的那样，人类早晚会把自己的好运当成自己的美德(Good luck always brings merit, but merit very seldom brings good luck.)，因此我要启蒙一下你们。你们之所以混得这么惨，是因为你们不懂得真·自由主义的真理。你们要么就是万恶的共产主义信徒，这就不用说了；要么就是错误的自由民主主义信徒。
你们以为你们是自由民主主义，但是你们并不懂得自由民主主义的真髓。现在我把这个真髓推销给你们。请看，香港就是这个真髓的一个样板。香港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比如说中国的土地财政完全是从香港那里学来的。但是像所有的演化一样，中国有列宁主义国家的机器，就发生了变化。香港的土地财政是为了低税收。如果香港政府可以像加拿大政府或者英国政府一样征税的话，它是不需要搞土地财政的，土地财政的弊端是很多的。但是，要向人民征税，必须经过人民的同意。
英国人能够征税，丘吉尔政府把所得税征到了99.25%，比布尔什维克只少0.75%，理由是因为，英国的各阶层对于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有共识的，他主持的政府是一个包括自由党和工党在内的理直气壮的国民政府，人民自己同意对自己征税，它的政治基础是坚实的。而香港政府是一个殖民政府，殖民政府是少数人的政府，它没有坚实的政治基础，它不能够建立这样的国民共同体。换句话说，只有民族国家建立以后才有可能大规模征税。殖民政府的香港不能大规模征税，它只能走小道，搞土地财政，维持一个小政府。
因此，它在对外事务上必须要依靠保护。只有在中美的基本对外政策一致的情况下，它的小政府才能维持下去。等到双方决裂，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局面，小政府就维持不下去了。但是这种土地财政被极度缺钱、快要穷死的中国列宁主义机构拿去了，顿时就变成一个发洋财的机会了，使得中国政府片面地增加了自己的收入。这是一个典型的演化事例，演化当中的小单位在进入不同的演化环境当中可以产生不同的结果，就像英格兰的兔子到了澳大利亚会泛滥成灾一样，产生出跟原先的演化系统完全不同的宪法机构。
列宁主义国家和群众之间的关系，以及相互之间的实力对比，跟殖民政府和香港社会之间的关系是截然不同的。
但是无论如何，在这个短暂的当口，黎智英和他的知道分子同道们大概是以为自己已经找到了真理，而且有义务来推广这些真理。九十年代的香港，那是谭咏麟和香港歌星影星用他们的热力辐射整个华语歌坛和艺坛的时代。深圳作为香港的外港，将香港的活力输入了经过六四事件以后遭到制裁的奄奄一息的中国。这就有点像是现在刚刚初露头角的情况。因为无产阶级是没有历史记忆的，所以我知道的很多事情，2000年甚至1995年以后出生的年轻人好像是完全不知道的。显然，他们的父母和学校对他们完全封锁了这个消息。
例如，今天的四川，公务员普遍只能拿到四折的工资，就是两千块钱左右。他们现在才刚刚领略到这种滋味，他们不知道九十年代的公务员照例都是这个样子的。今天四川的公务员工资大概可以买五十斤或者八十斤猪肉，但是他们显然除了吃猪肉以外还有其他很多开支。所以，实际上整个公务员系统已经完全瘫痪了。九十年代的中国，尽管从数字上讲，那时候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的工资是常态，但是相对于当时的开支水平，也是像现在这个样子的。也就是说，大部分公务人员是不能维持自己的正常生活的，连养家糊口都做不到，他们必须干其他的许许多多事情。
那就是千岛湖事件(1994)发生的时代的背景。那个时代的基层政府毫不受人尊重，也没有什么统治社会的能力。现在这种情况在我们敬爱的习近平同志的领导之下刚刚露出头，也跟香港的毁灭同步。我们要注意，中国能够摆脱那种情况，确实有赖于黎智英和他的同道从香港输入秩序，使得公务员变成了一个令人眼热、而且拿钱拿得很不少的职业，忘记了以前几十年公务员是很少能够拿到全额工资的。现在广州拿七折工资，四川拿四折工资。你完全可以想象，在甘肃他们可能只拿一折或者两折工资，甚至是零工资也说不准。
零工资在1990年代是非常常见的现象。这就是咬断了给自己喂肉的手、切断了秩序输入的立竿见影的后果。时间还不到两年，香港还没有完全毁灭呢。等到香港完全毁灭了以后，好戏才要刚刚开场。
你看，理论体系的用处是什么？我也是一个颅内高潮家，但是我比黎智英要稍微高明一点。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我的这套理论像哈耶克的理论一样，虽然有参照前人的地方，但是确实是我老人家自己发明出来的，而不是像黎智英那样，在经过无数的痛苦和咬牙切齿、又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突然找到了解释体系。像阿Q一样，本来我觉得，我被共产党欺负了，而我竟然没有办法打击它，没有办法使世界恢复正义，那个感觉是十五分的不好；一旦找到一种优越理论，证明共产党全是sb，而我是非常正确的，感觉一下子就好过来了，世界的正义获得了恢复。
而我现在看待黎智英和习近平他们，肯定就是九十年代黎智英他们输出哈耶克版自由主义时感到的同样感觉。你们这些sb还在这个嚷嚷那个嚷嚷，你们不明白世界的真相，其实都在我老人家的神机妙算之中呢。我知道你们的下一步是怎样，因为伟大尊师哈耶克早就说过了。A、B、C、D、E，你们从A走到B，从B走到C……你们还没有走到E呢，我就早算出你们会走到E了，我比你们多算五步到五十步。这个伟大的力量是谁赋予我的？是哈耶克他们的自由主义理论赋予我的，我当然要非常信奉这套理论，理直气壮地推广这套理论。
但是我们要注意，这是他们理解的哈耶克理论，而不是哈耶克本人的理论。它完全忽视了战争、大众民主和军事的重要性，所以就变成一种反封建和反暴力的东西。像罗恩·保罗那样，从跟左派的和平主义相反的一翼出来，毫无原则地反对一切战争（当然是用自己的嘴反对）。哈耶克本人可不是这样的，哈耶克是深受休谟和达尔文所产生的苏格兰演化派的影响的。我们要注意，演化论不是达尔文提出的，达尔文只是对生物学的演化论有相当大的影响而已。
达尔文的爷爷伊拉斯谟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就是苏格兰学派的一个小小的健将，所以演化论对达尔文来说是他的家学，只不过他的名气比他祖父要大一些而已。而早在演化论这个词被各种人错误地解释和错误地攻击、然后又因为错误的攻击而获得了本来没有的巨大声誉之前，早就用到了大多数情况下跟生物学毫无关系的领域，多半是国民经济学和政治历史这方面。苏格兰学派的文明史概略这些东西，包括休谟的那套经济学理论，那就是地地道道的演化论，从来没有引起任何争论。
直到达尔文的某些好斗的门徒把它加以极端化地推广、然后又跟保守派基督徒发生了出于错误理解的各种论战以后，于是就产生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被众人痛骂的过程中间，莫名其妙地获得了极大的知名度。
但是无论如何，演化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像丁尼生(Alfred, Lord Tennyson)在他的《悼念集》(In Memoriam A.H.H.)中所说的那样：“大自然的爪牙沾满鲜血”(Tho’ Nature, red in tooth and claw)。他在《悼念集》中，顿时感到了他从小安身立命的基督教的爱的价值观跟“大自然的爪牙沾满鲜血”之间的极度矛盾。我曾经相信过爱、真理和正义，但是大自然的爪牙却沾满鲜血。
这个思想上的张力是整部《悼念集》全诗的主要主旨，后来发生的争论也主要是关于这一点展开的。但是无论如何，没有任何人（包括最虔诚、最保守的基督徒）否认过，政治的基本内容就是战争。战争是政治的核心，战争是政治制度演化的基本动力。忽视战争，口头反对战争，是毫无意义的。当真正的战争来临的时候，你只能毫无道德地去做一个搭便车者。这一点，无论理论上的说辞多么理直气壮，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不可避免地被所有人（包括你原先的信徒和朋友们）看成是一个搭便车者。而罗恩·保罗之所以能够这么做，也是因为后冷战时期的相对和平。
所以，他看上去才可以一面鼓吹绝对和平主义和单方面解除武装，一面又并不显得像一个卖国贼和搭便车的人。如果处在前线，如果在波兰发表这套言论的话，他必然就会变成卖国贼和骗子了。黎智英也是在对应着江泽民时代中国的九十年代香港，才能够心安理得、理直气壮地相信他这一套是绝对真理的。这一套东西跟哈耶克的原版不一样，而是在他们选择性推广的过程中间，有意无意地删除了武力作为演化动力学核心的这个基本要素。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自己来自于没有武力的阶级，以至于很小的武力就可以迫使他们屈服了。
但是按照他们的理论来说的话，他们可以把那些人都说成是傻瓜，是即将结束的历史。正如马克思的理论所说的那样，都是史前史，未来将会抛弃你，把你作为一段插曲。可惜马克思的说法和他们的说法都是不对的。经过了短暂的真空期，武力又重新回来了，而他们处在没有人保护的狼狈状态。他们显得并不像是伟大的、掌握一切真理的先知，而像是被他们重新养活和拯救过的那些公务员和义和团青年的牺牲对象和捕猎对象。
你看，香港民族论是2014年产生的，是一拨年轻的大学生提出来的。这个东西在理论上并不复杂，关键就在于要没有既得利益。没有既得利益，你提出这套理论以后就没有损失。接下来有趣的事情就发生了：其中的一个作者（李启迪）最近被田北俊他们拉过去了，宣布放弃香港民族论。这个现象其实跟陈独秀的共产党出叛徒是一个道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没有多少资源的人，他们的资源刚好足够他们安闲地过日子，引用和发展各种理论，但是不足以使他们影响社会。这其实就是一个阶级标志，但是他们不明白。
他们像是德国人认为“殖民主义算个毛，海军和陆军都算个毛，只有理论上的正确性才是唯一的标准”。原因很简单，英国人有海军，法国人有陆军，而我们德国人什么也没有，我们只有理论上的正确性，所以我们就说理论上的正确性最正确。这样，我们不就解除了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武装吗？当然，英国人和法国人对此是并不买账的，所以最后俾斯麦还得出来打仗。诸如此类的理论全是这样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顿时以为，我已经掌握了宇宙真理，你们这些sb，让我来启蒙一下你们。
最后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像德国知识分子一样发现，启蒙顶个毛用，如果没有俾斯麦出来的话，别人才不鸟你的狗屁启蒙呢。到这一步的时候，分化就会产生了。有一部分人就会发现，建制派的钱还是挺不少的。我们说了大半天，无非是在香港大学贴了一些大字报或者办了一些杂志而已，要钱是一个也没有。真的跑到街头去呼吁的话，你以为人民是公正地接受各种理论吗？不是的。你的理论和话语能够达到多少人的耳边，是由你的资源决定的。你没有钱，大家不知道你是谁，也不知道你说了些什么，仅凭这一点就足够了，所以钱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就会有一部分人被建制派收买。建制派当然要培养自己的青年一代，要寻找有活力、有野心的青年一代。野心是才能的最主要部分。没有野心的，像斯宾诺莎这种人，他的才能是毫无意义的，不发挥影响。而野心很大的人，即使现在没有才能，可以在斗争中磨练出才能来。自然，你有你的巨大野心，你可能认为我有伟大的理论，但是你的理论在掌握资源的元老们看来是nothing。你这么热衷地推广你的理论，你自己没有意识到，其实你是有野心，是野心逼使你拿着自己的理论满天跑。没有野心的人，看了理论以后也看过就丢了。
我们看中你的不是你自己以为了不起的伟大认识和你的伟大才能，那些东西都是nothing，我们有的是，满街五块钱一堆。我们要的是有野心、而且愿意为了野心而给我们卖命的人，所以我们可以把你拉过来。我们有让你做议员的渠道，这个渠道你要不要？来吧。于是，就有一部分人（请注意，他们不过是一帮大学生而已，刚刚进入社会，没有什么资源）会背叛自己的理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党派全都是这个样子的。他们培养出来的人是没有资源的人，所以可以接受各种新的理论，但是他们也是经不住收买和分化的。
那么我们要问，建制派为什么不能？因为他们的关系网和利益结构。香港建制派是改革开放的主要受益人，他们跟改革开放干部形成了千丝万缕的利益共同体。香港的毁灭，主要打击的就是他们。为什么他们是即将毁灭的对象和损失最大的人、却不能够接受香港民族论呢？就是因为他们原有的利益关系捆住了他们的手脚。人是自身的关系网产生出来的。抛弃这个关系网白手重来，那你就什么也不是了。所以黎智英不能这么做。上了年纪的各种建制，广义的建制，包括泛民的建制，他们都没有办法这么做，他们无法牺牲自己原有的威望。
只有位于体制边缘的人和年轻人才有可能这么做。而年轻人要想培养出自己的社会、自己的关系网和自己的经济圈，需要三十年时间。他们现在只有理论和人的话，他们仍然是nothing，什么也不是。站到了毁灭的列车之上的那些人，他们就像曹爽曹大将军那样，劣马贪恋槽头的黑豆（驽马恋栈豆），没有办法改变自己原有的方向。改变自己原有的方向，就等于是把你打回你25岁时候的那个除了野心以外一无所有的拉斯蒂涅(Eugène de Rastignac)状态，而你的生理状态可不能回到25岁了。
25岁的时候是创业的好日子，65岁可不是创业的好日子。你65岁的时候抛弃一切，去做一个25岁的人，你就等于是自杀。所以，你只能够硬着头皮，为你年轻时候对世界的错误解释付出代价。这也是一种德匹下，因为你对世界的反应是根据你对世界的理解确定的。
你把世界理解成这个样子，而世界突然证明它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那么你就要像莎士比亚剧本《亨利八世》里面的沃尔西红衣主教(Thomas Wolsey)一样，在被亨利八世下狱逮捕的时候悲痛地说：“我如果把侍候国王的热情拿出一半来侍候上帝，上帝就不会把我在垂暮之年赤裸裸地抛给我的敌人了。
”(Had I but served my God with half the zeal / I served my king, he would not in mine age / Have left me naked to mine enemies.)黎智英现在面临的就是这种情况。
他也许会把自己想成正确思想暂时的殉道士，也许会像是被斯大林同志送进监狱的老布尔什维克一样，突然发现自己对世界的解释是错误的，甚至突然狂热地倒向他们在年轻的时候还曾经碰到过一点点的东正教思想，像索尔仁尼琴那样变成东正教帝国主义者。选择是很多很多的，但是越老越不容易做重新选择。所以，“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是跟年龄有关系的。越是年龄大的人，就越有可能在自己的思想体系面临破裂的情况之下选择在自己的世界当中永远正确。这就是红卫兵所说的那句话，“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
这句话也就是颜回所说的那样，“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
我们要注意，我们读到颜回说的那句话的时候，顿时感到他是一个极其高贵的人；在看到红卫兵说“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的时候，觉得这是极为荒谬的事情。当我在《经与史》中（注：见第三章第三节）说“在自己的世界当中永远胜利”的时候，是带着讽刺味道的。但是这些都是盲人摸象，从不同的角度来描绘同一事物。这个全看你对这个事物是怎么看的。其实，以上三种说法，“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在自己的世界中永远胜利”和“不容然后见君子”，三者的本体是完全相同的，只是描绘它的人用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态度来描绘它而已。
主持人：您之前(May 25, 2020)曾经说过，未来俄罗斯可能会在中国和印太盟国之间待价而沽，甚至可能重新取得满洲和朝鲜半岛作为它的一部分势力范围。但是当时大英帝国的张伯伦都不愿意让苏联或俄罗斯帝国拿到这样的条件，为什么未来的美国可能对俄罗斯做出如此大的让步？
刘仲敬：这就是大众民主时代的外交了。外交史的高潮从来都是在贵族政治时代，在罗马共和国的黄金时代和十八世纪的英国。大众民主的特点是什么？它跟人民本身的特点是一致的：热爱廉价甚至免费的正义，对必须付出的代价没有清醒的认识。而且人民像专制君主那样，不喜欢对他们说老实话的人。所以，君主专制的国家和人民主权的国家都没有好的外交。他们能够容忍的外交家是哄骗他们上轨道的人，而不是诚实分析的人。
只有罗马元老院和十八世纪的英国上议院这样的贵族集团，才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政治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本质，不需要被人欺骗，而像是机械师调整机械一样，精密地达到他的目的。
人民执行的外交和专制君主执行的外交都有绝对权力的特点。绝对权力的特点是什么？只能听好话，不能听坏话。宁可被欺骗，而不愿意正视惨淡的现实。想要获得免费的东西，而免费的东西恰好又是最贵的。英国人为了不能牺牲波兰而对德国宣战，为了不能牺牲大英帝国而消灭了德国。而战争的结果是，不仅牺牲了波兰，而且连奥地利边境和匈牙利边境都牺牲掉了，牺牲的何止是一个波兰，只不过是由牺牲给德国变成牺牲给俄国而已。
为了保存大英帝国而不能容许德国崛起，却为了取得胜利而把大英帝国完全出卖了，使英国直线地堕落到希特勒当时都没有想到过的那种局面，希特勒的最大野心都没有达到这一步。战争使英国落到了比它的战争目的要糟得多的地步。人民推行的战争就是这样的。丘吉尔按照十八世纪的标准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外交家，而是一个狂热的意识形态动员分子，付诸人民的道德感情，用阴谋论的方式解释德国和所有各国的行为。
但是我们要注意，乔治王朝的外交家根本不会用阴谋论来解释路易十四和天主教国家，不会把他们描绘成为希特勒那样十足邪恶的坏人而必须要消灭。他们一面阻止路易十四在低地国家扩大势力，一面又觉得法兰西是世界文明的堡垒，不能过度削弱。这才是贵族外交的榜样。可以说，路易十五时代的英国外交家大体上能够用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的血来非常廉价地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的外交成就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达到了最高峰。让俄国人、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把血流尽，而英国人轻而易举地继承了欧洲以外的世界。
使英国在欧洲享有平等的发言权，欧洲以外的世界由英国独裁统治，而大部分的血是由法国人和东方三君主国流的。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是英国人流尽了血、牺牲了帝国、却成全了别人的一场战争。按照十八世纪的评价标准来讲的话，是非常悲惨的失败，是一次蒋介石式的失败。蒋介石为了不让满洲落入日本人之手而拼命要反对日本，其结果是连南京城都保不住，满洲和比满洲更大的地方都落到了苏联人的手里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唯一的结果是使苏联得到了最大利益，斯大林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伟大的外交家。
而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外交其实跟蒋介石一样，都是失败的。蒋介石是为中国主义而失败的，而英国人则是由于大众民主而失败的。不能采取对他们最合理的分阶段、分层次的外交措施，而是首先采取绥靖主义，然后采取非黑即白的正邪斗争这种成本很高的总体战式斗争方式。人民主宰的外交就是这样的，人民只有在切身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和道德感遭到冒犯的时候才会投入战争。这就引起了一个有趣的命题：只有道德水平极高的人民才能维持民主。等你在切身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才挺身作战，你已经快要灭亡了。上等人作战的时候都是防微杜渐。
英国人征一点印花税(Stamp Act 1765)，这算得上是暴政吗？法国人和普鲁士人的这种税早就征了不知道多少万年了。这不是美国人的切身利益，但这是英国宪法的一个缺口。所以美国的绅士们就跳起来说，这是违反英国传统自由的，我们要发动战争。人民在这时候是不会发动战争的，但是上等人会在这种情况下发动战争。同样，英国反对西班牙和法国的战争，都是在英国自身没有受到直接威胁的情况之下发动的。但是英国人正确地看出，如果荷兰沦亡，欧洲大陆就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法国了，必须在这之前投入战争。
如果人民在十七世纪掌握政权的话，他们也会认为，按照十九世纪的交通条件，荷兰离英国的距离比起捷克和波兰离英国的距离也差不了多少；按照二十世纪的交通条件，捷克离英国的距离比十七世纪的荷兰还要近得多。如果让路易十四占领了荷兰，那么一切都太晚了，必须在这之前开战。华盛顿将军和美国的绅士也是在极小的危险中开战的，他们不会等到切身利益受到威胁。
人民永远是在太晚的时候才做出反应的，这是民主天然的脆弱性，这是人民的统治不容易维持的原因。你必须有预见性，在风暴在天边出现一点影子的时候就及时做好准备。等到灾难来到自己身边的时候你再打，一般来说你已经输定了。正像以色列人所说的那样，如果你跟敌人进行空战，你就已经输了，你要把敌人的飞机消灭在地面上。而人民是没有这样的预见力的。所以，人民掌握的政权能够维持，必须是人民有极高的道德水平。
在感到自己的道德观受到冒犯的情况之下，我用善意来回报你，把捷克让给了你，结果你不但不感恩，反而接下来又要波兰，我再也不能信任你了（注：指希特勒）。出于道德的原因，人民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战争。
美国人能够投入的战争全都是道德性质很强的战争，它必须要有一个好的故事。例如，萨达姆这个恶霸欺负了一个小孩子，美国人要出去行侠仗义。如果你要阻止美国投入战争，那么你就要编一个相反的故事：科威特人的王公跟萨达姆一样坏，甚至比萨达姆坏得多，他们是狗咬狗，只是美国的一小撮阴谋家企图欺骗美国人民，让美国人民为邪恶而战斗。这样，美国人民就不肯参战了。
这两个故事哪一个是真的？第一，它们全都不是真的；第二，这两个故事的编故事技巧都是极其极其差劲，如果拿到奥兰治亲王和路易十四的眼前的话只会遭人耻笑，而它们却是促使美国人民进行重大决策的基本依据。能够驱使人民作战的理由都是这样的极其幼稚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在贵族阶级看来是丝毫不起作用的。美国之所以能够维持霸权，是因为美国人民有极高的道德观念。他们不需要等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受到威胁，而是只要感到世界上有坏人存在，他们就可以作战了。美国人民的道德感，是美国的帝国和美国的国家安全能够维持的基础。
它以一种歪打正着的方式，使美国精英阶级可以在危险刚刚露头的时候就采取行动。而不是像所有其他的人民一样，只有在危险临头的时候才会反应。所以，美国人像丘吉尔时期的英国人一样，是可以因为“我太相信你了，而你却一再欺骗我，我以后再也不能相信你了”而投入战争。而真的等到战争要付出足够的鲜血、血快要流干的情况之下，如果苏联红军可以使你少流五十万人的血（按照冲绳岛的经验，美国人如果在日本本土登陆的话，流的血会不止五十万），区区一个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满洲算个屁，完全可以送给它。
易北河以东的地方都可以送给苏联红军，让英国士兵回家。在血还没有流下来的时候，人民只想到惩罚坏人。坏人是一个远方的、抽象的存在，希特勒还是其他人都是抽象的存在。等到血流得足够多的时候，人民看到的是，自己的儿子回不来了，自己的丈夫回不来了。压倒一切的呼声就是让我们的儿子和丈夫回家，远方的、抽象的敌人就不再重要了。这时，在战争开始时期不可能做到的让步就是完全符合民心的。如果你告诉美国人民“我要让你们多死五十万只是为了使苏联人得不到满洲”的话，他在美国一定是极其不得人心的。
相反，人民拥护艾森豪威尔将军，正是因为他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管理人员，像一个优秀的企业家一样，他能够给美国前线士兵及时地运去圣诞节的家乡土豆片，也能在战争结束的时候迅速地把美国士兵送回老家。你以为艾森豪威尔上台是因为他执行了冷战的外交政策吗？80%的选举人票支持艾森豪威尔，共和党和民主党争相要求艾森豪威尔代表自己的党派竞选总统，是因为美国人每家每户的子弟都在前线，还记得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带我们回家的。
而麦克阿瑟将军对他们说“胜利是无可取代的”(There is no substitute for victory)，很有效地把自己排斥在总统候选人的行列之外。这就是民主国家的外交，这就是世界的本质。而我们现在就已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并没有生活在奥兰治亲王和路易十四的世界上。
